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伴随着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思潮的浸染侵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党内外异己分子及其错误言行不断斗争的历史。党的纲领是党政治主张的集中表述，也是党斗争路线的集中反映。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写给威·白拉克的信中说道：“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而恩格斯此前写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提到，“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简称《草案批判》）是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体现敢于斗争的经典文本，其本身就是“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和“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对于增强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以及准确把握习近平“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的思想要旨大有裨益。

一、“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机会主义陈腐传统的“罪与罚”

恩格斯在《草案批判》的第一句就表明，“现在这个草案大大优于以前的纲领”。这个“以前的纲领”即《哥达纲领》，是德国两个工人阶级组织合并的产物，也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的第一部党纲，通篇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气息。在这部纲领未通过之前，马克思就纲领草案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并致信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威·白拉克说，“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哪怕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恩格斯后来将其中充斥的拉萨尔主义斥之为“陈腐传统”。回归文本，审视《哥达纲领》及其充斥的机会主义思潮并透析马克思恩格斯对其的斗争，是理解领悟恩格斯《草案批判》的理论前提。

（一）“罪”——“无产阶级的黎塞留”及其机会主义的流毒

费迪南·拉萨尔是19世纪中期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当选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如此“成就”致使拉萨尔一度以“一派宗师”自居，“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恩格斯在其死后评价道，“且不论拉萨尔在品性上、在著作上、在学术上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他在政治上无疑是德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对我们来说，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的确，拉萨尔生前借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职务便利，在工人运动中鼓吹“普选权”，推销“国家帮助”。他的信徒在其死后继续大搞宗派主义，在机会主义的道路上愈行愈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在革命手段上，机会主义鼓吹“普选权”，迷恋议会制，否定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拉萨尔坚决反对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在革命力量上，拉萨尔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整体性，污蔑农民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是“反动的一帮”，人为地为工农联盟的建立设置障碍。与此同时，出于个人权力崇拜和政治投机的需要，拉萨尔极力鼓动德意志工人阶级投入当权者容克地主阶级的怀抱，并鼓吹只有在“国家帮助”下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才能获得“公平的分配”，进而摆脱贫困地位，工人的最终解放离不开普鲁士王朝的“仁慈”“恩典”及其代表人物俾斯麦的“明智”。在革命前途上，就德意志的统一问题，拉萨尔成为普鲁士王朝的“理论卫士”，寄希望于王朝通过兼并战争来实现君主政治体制下的德意志大一统；就世界民族民主运动潮流引领而言，拉萨尔囿于狭隘眼界，立足民族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机会主义整套理论充斥着唯心主义世界观，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上全盘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用自由粉饰太平，以普选掩盖矛盾，拿似是而非的理论学说迷惑群众，不仅在理论上使工人阶级受到机会主义观点和策略的影响，而且在实践上也将工人运动诱导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随着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主席的当选，拉萨尔将整套机会主义理论写入联合会的章程之中，使之不断扩大市场且合法化，最终使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沦为一个宗派，越来越成为工人运动的绊脚石。

（二）“罚”——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

早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就有所了解与警觉。马克思称拉萨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人物”，“在搞私人阴谋方面是无所顾忌的”。恩格斯则强调，“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曾经相信过拉萨尔”。为了肃清拉萨尔机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流毒，让工人阶级看清其真面目，马克思恩格斯对其论著及错误言行做了持续的坚决的斗争。针对《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马克思揭露了其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实质，是一部“每句话都是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幼稚劣作。就拉萨尔通过“普选”建立“自由国家”的谬论，马克思指出，“不把现存社会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其本质存在于社会经济之中，根本没有自己独立存在的本质。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只能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寻找，无论国家形式如何纷繁，其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针对《弗兰茨·冯·济金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其美化封建骑士等级的倾向，是一部标榜普鲁士王家利剑权威、无视平民力量的剧本。就拉萨尔“反动的一帮”的谬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粗暴歪曲。《共产党宣言》里表达得很清楚，就革命性而言，资产阶级相对于封建地主是革命阶级，而无产阶级较之于资产阶级又是革命的，其他中间阶级只要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那他们也是革命的。所谓“反动的一帮”，不过是拉萨尔企图搅乱阶级阵线，转移革命目标，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推向反动阶级一方的遁词。针对《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马克思揭穿了拉萨尔假借“民主派的主张”维护拿破仑三世王朝利益的图谋，是一本意在削弱民族民主运动，背叛无产阶级的手册。就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庸俗社会主义分配论，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也就是说，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什么国家和法权决定的。此外，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拉萨尔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背叛，指责其抄袭资产阶级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纲领，用偷梁换柱的概念即“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重申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如果拉萨尔著书立说是为了从理论上为普鲁士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其存在的合法性，那与俾斯麦暗中勾肩搭背的行径，则直接暴露了他成为工人运动叛徒的事实，让马克思恩格斯彻底认清了拉萨尔“简直是在为俾斯麦效劳，……他现在不仅受《奥格斯堡报》的庇护，而且受《十字报》的庇护”的真实面目，从而对其进行彻底的斗争。

二、决不允许“把党引入歧途”——《草案批判》的破与立

恩格斯在《草案批判》里指出，不管是“真诚的”机会主义，还是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总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若听之任之，党会面临被“引入歧途”的危险。为此，恩格斯在这篇战斗檄文里，破立相统，在揭露机会主义虚诞荒谬的同时，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一）破——“超阶级性”的虚妄和“议会民主”的荒谬

《草案批判》中，恩格斯在对十段绪论做修改时，提出一个基本原则，“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不能“拖泥带水”，更不能含混不清。针对第三段的“个人所有者”，恩格斯指出，应该从经济事实中加以阐释，“农民和小资产者”不应该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而第四段的“广大人民阶层”和第十段最后一句的“一般人民”表述也模棱两可，含糊不清。其本质是机会主义的政党“超阶级性”学说仍在隐隐作祟。“超阶级性”学说主张政党应该跨越阶级，代表“全民”或“全民族”的利益，模糊了“资产”和“无产”、“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对立，消解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现实，妄图以主观臆造取代客观事实，进而迷惑群众。其实，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苏黎世三人团”就有过此论调，鼓吹社会民主党应该成为“一切实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

如果“超阶级性”是虚诞的粉饰性的混淆是非，那“议会民主”则是荒谬的赤裸裸的弥天大谎。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俾斯麦的下台，“非常法令”的废除，表明了用强暴手段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政策完全破产。统治阶级为了继续巩固统治改弦易辙，用“自由主义”取代“鞭子政策”，这就给机会主义者提供了美化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口实，他们竭力散布“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幻想，把议会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妄图通过这种所谓的“民主”的斗争，使无产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取得多数，从而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实质就是诱骗无产阶级脱离暴力革命的轨道，服从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恩格斯在《草案批判》中“政治要求”的第一段就勘破了这种虚妄的迷信。资产阶级宪法标榜议会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机关。但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不过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东西”。宪法规定议会行使立法和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对议会负责。但当时的德国，“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资产阶级将议会宣扬为反映全国人民意志，实现民主政治的标志。实际上，在议会形式下，全部政权集中在资产阶级手中。议会权力的大小是由资产阶级根据其利益来决定的。19世纪末的德国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称“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和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议会权力逐渐缩小，行政权力逐渐扩大，立法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议会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而已。从旧式权贵和新生的资本共同掌握国家机器的事实中，必然产生这个国家机器的反动性。

（二）立——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针对“超阶级性”学说的观点和手法，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利剑给予坚决回击，指明了其唯心主义的实质，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立场。1881年，恩格斯在谈到英国的政党政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工人阶级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加入党组织。在《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指出，小资产者和小农都深受大剥削者的“窒息”式压榨，“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但工人阶级的事业不仅仅限于解放自己，而是要解放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恩格斯致信考茨基，对其在《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极具拉萨尔色彩的“反动的一帮”的描述表示惊诧甚至愤怒。因为这种鼓动性的词句不仅“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而且“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这种对科学原理的破坏就在于窄化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将农民和小资产者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思想。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马克思就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农民的合唱，否则就会变成“孤鸿哀鸣”。后来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时，再次强调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正确态度。针对法国、德国工人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待农民的错误理论和政策，恩格斯在后来给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都给予了及时回应和坚决驳斥。1894年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问题》，彻底批判了机会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思想，阐明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捍卫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立场。

基于无产阶级立场，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何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通过国家政权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以此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经过1848年革命的检验，马克思有了“新发现”，那就是在1852年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所提到的，“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一系列书信中谈到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在揭示国家本质的前提下区分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不同。《共产党宣言》给出了“夺取资本”“集中生产工具”“增加生产力”的原则规定，而巴黎公社则为回答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鲜活的样本。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把巴黎公社的治理方式直接称为“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恩格斯则明确地回答关于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所一再提出的怀有敌意的质问：“先生们,你们想知道人民民主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公社是由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把巴黎公社看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典范，这些写入国际工人协会总部声明中的原则条款便足以解释了。巴黎公社的组织及其治理形式让资产阶级无法捉摸也无所适从，缘于阶级站位的不同，但无产阶级一定要认清“庸人们”所倡导的“自由国家”的本质。政权问题是革命的中心原则问题，党的纲领必须在这些原则问题上立场鲜明，因为这关系到谁掌控主导权的问题。

三、注重实际运动——对《草案批判》的悟与行

马克思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党的章程和纲领的制定出台最终是为了指导党的“实际运动”。《草案批判》不仅指导了19世纪末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运动”，也为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引领。

（一）悟——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

《草案批判》是1891年上半年恩格斯反右倾机会主义“三颗重磅炸弹”之一。如果说1月力排众议发表《哥达纲领批判》，“使未来的纲领免除任何不彻底性和空洞的言辞，并且提出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未必敢于主动提出的无可争辩的论据”；3月再版《法兰西内战》，并在《新时代》杂志刊登自己写的导言，则是证明这一“论据”的“无可争辩”性，给“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们”一剂清醒剂；那6月写的《草案批判》就是运用这一“论据”直接批判依旧睡眼惺忪的“庸人们”，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设注入一剂强心针。从1891年6月18日，恩格斯收到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寄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手抄稿迄今尚未发现），这个草案直接促使他写了这一著作（大约写于1891年6月18日和29日之间），到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正式纲领，这是一段充满激烈思想争锋和理论博弈的历程。恩格斯在1891年10月24日给左尔格的信里，谈到这个纲领的时候写道：“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在这一历程中，机会主义思潮得到抑制，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得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得到充分彰显。诚如恩格斯所言，“不管怎样，纲领的理论部分现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要知道，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这一点基本上做到了”。

19世纪末的国际社会和德国党内机会主义余毒未消。无论来自“左”还是“右”，其理论和实践根本上是基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机会主义者是“披着羊皮的豺狼”，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斗争武器，恩格斯晚年用这一锐利武器揭露了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健康发展以及第二国际在1895年之前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离不开这种斗争精神的充分发扬，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存发展过程就是与形形色色的党外敌对势力和林林总总的党内异己分子斗争的过程。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二）行——坚持敢于斗争和勇于自我革命

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历史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程中，机会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滑向阶级调和与社会改良路线，最终向资本主义投怀送抱。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就是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沉浮跌宕中成立的，秉持了这种斗争精神。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敢于斗争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重要经验。1925年12月，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首句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这篇文章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第一种是过分注重同国民党合作忘记农民的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农民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均意识到力量不足需要寻找同盟，但都寻找未果，陷入“敌我不分”，致中国革命于绝境边缘。当然，敢于斗争并非“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的盲动主义。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专门分析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习近平也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革命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外交困、社会主义建设遭遇的曲折、改革开放承受的阻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敢于斗争的勇气和善于斗争的艺术。

在新时代，敢于斗争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一方面，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继续解放思想和打破利益藩篱交织互动，各种思潮纷繁复杂。党内外的一些极右分子，鼓吹普世价值与宪政体制，实质是想在中国上演一些国家全盘西化的惨剧。而一些极左分子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复“一大二公”的老调。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政治秩序变革创新、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也硝烟四起。《草案批判》批判了机会主义回避矛盾、躲避挑战的懦弱表现，其本身就是一篇战斗檄文。今天，中国共产党需要正视为什么“能”、怎样才能继续“能”的理论考题，也面临着怎样继续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考题。这种双重考验需要在现实的考场环境中去经历并找寻最佳答案。任何害怕风险、放弃斗争、消极懈怠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相违背，必须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

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这种批判不仅对外，而且向内。向内敢于斗争就是自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成熟，只能在革命过程中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变革自身和变革社会来完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面前挺立起来……”在《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回头反思和自我变革是政党成熟的必备品质。恩格斯也明确说道：“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作为“伟大的阶级”，无产阶级由弱变强、从被统治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直面自身问题，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始，就继承了这种强大的精神。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失败，使党反思自己的站位问题，促成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和建立自己武装队伍的变革；各地城市暴动的失败，使党反思自己的斗争策略问题，促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变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使党反思自己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教条主义横行，使党反思自己的思想作风问题，促成了延安整风的变革；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曲折，使党反思自己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心问题，促成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开启。

进入新时代，“四种风险”和“四大考验”，使党重新审视自己的管党治党问题，促成了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常态。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执政七十余载的无产阶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正如习近平所讲：“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是百年大党永葆青春的强大支撑，也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结语

《草案批判》是敢于斗争的范本，其主要矛头直指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源出法语，本意为应付或妥协，由此可以解释机会主义者们在革命斗争中悲观失望、坐失时机、退却逃跑甚至背叛革命的行径。在阶级根源上，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左右逢源，两面三刀的印章；在认识根源上，机会主义则是主观与客观分裂、认识和实践脱离的恶果，而其最大的危害就是损害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不仅传承了《共产党宣言》中“不是特殊政党”“没有特殊利益”“不提特殊原则”“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本色，也创造性地将革命导师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发展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党的先进性建设注入新时代的底色。纯洁性和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本色使然，也是其初心所在。长期执政之路漫漫，在这种条件下，弱化和有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风险犹存，考验尚在，如果面对问题避重就轻，处理矛盾避实就虚，对待风险大而化之，逃避考验堂而皇之，久而久之，就会积重难返，酿成大患。百年大党，如何青春永驻，何以立身立命？从恩格斯这篇经典文献中无疑能找到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找到守护党的纯洁性，永葆党的先进性的科学答案。

［责任编辑：徐浩然］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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